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，“网络水军”已从简单的刷量控评，演变为组织化、链条化的违法犯罪群体，其行为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、侵害公民合法权益、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。本文基于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，对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类型化梳理，剖析当前刑法治理中存在的困境，并提出针对性完善路径，以期为净化网络空间、精准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。

一、网络水军违法犯罪行为的类型化分析

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与行为特征，可将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行为划分为四大类，各类行为虽表现形式不同，但均以侵害网络秩序、他人权益或市场秩序为核心，且常呈现交叉重叠态势。

（一）造谣引流类犯罪

此类行为以吸引流量、牟取利益为目的，通过编造虚假信息、翻炒旧闻、歪曲事实等方式，在网络平台批量发布，引发公众关注，扰乱网络信息秩序。行为人多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提高信息制作和传播效率，形成规模化造谣引流模式。如山东枣庄某传媒公司购买大量实名自媒体账号，利用人工智能编造谣言信息并批量发布，累计达300余万条；浙江温州许某某等人设立公司，组建洗稿团队，利用人工智能翻炒旧闻，非法获利200余万元。此类行为若情节严重，可能触犯诽谤罪、寻衅滋事罪等罪名，若涉及淫秽、低俗信息，还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。

（二）舆情敲诈类犯罪

此类行为是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中危害较大的类型，行为人通过搜集、编造企业或个人的负面信息，在网络平台发布，以曝光、扩散负面信息为要挟，向被害人索取财物。其行为模式主要分为“发帖要挟”和“删帖要挟”两种，前者主动发布负面信息索要钱财，后者先发布负面信息再以删帖为条件收取费用。如江西抚州邹某某等人成立网络传媒公司，发布企业负面帖文近万篇，敲诈企业100余家，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；河南南阳宋某某等人冒充记者，编造发布负面帖文及视频2000余条，以协助删帖为要挟实施敲诈。此类行为明确触犯敲诈勒索罪，若编造的负面信息损害企业商业信誉，还可能同时构成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。

（三）刷量控评类犯罪

此类行为主要针对电商平台、直播平台、社交平台，通过虚假交易、批量点赞、评论、转发等方式，操控网络数据，误导公众判断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。具体包括刷单炒信、有偿控评、虚假互动等行为，行为人多搭建专门平台或组建工作室，利用“群控”软件、大量手机和账号实施操作。如浙江台州范某等人搭建平台，为3万余家商户提供刷单服务，刷单数量达1000余万条；江苏宿迁宗某等人成立工作室，为直播行业、“饭圈”群体提供虚假转发、点赞等服务，非法获利数千万元。此类行为若情节严重，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，若涉及侵入网络平台系统操控数据，还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。

（四）有偿删帖类犯罪

此类行为以营利为目的，接受他人委托，通过网络平台漏洞、贿赂平台工作人员等方式，删除网络上的负面信息，本质上是对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非法干预。如江苏镇江肖某等人组建群组，有偿删帖1万余条，非法获利200余万元；辽宁锦州西某等人招募人员，在汽车测评平台删除负面评论1000余条，同时发布虚假吹捧帖文40余万条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有偿删帖行为若情节严重，构成非法经营罪，若通过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删帖目的，还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。

二、网络水军违法犯罪刑法治理的现实困境

（一）罪名适用存在争议，定性难度较大

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呈现手段复杂、多重法益受损的特点，导致罪名选择适用存在困境。一方面，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交叉，如行为人以侮辱、诽谤为目的，雇佣水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散布，究竟以侮辱罪、诽谤罪定罪，还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，实践中存在争议；另一方面，对部分行为的定性存在分歧，如刷量控评行为，有观点认为其侵害网络运营秩序，构成非法经营罪，也有观点认为其主要违反商业宣传原则，应以虚假广告罪规制。此外，“虚假信息”“删帖”等概念的界定缺乏明确标准，如翻炒旧闻、模糊时间误导公众是否属于“虚假信息”，实践中认定不一。

（二）犯罪链条隐蔽化，取证追责难度大

“网络水军”犯罪多通过线上群组、虚拟货币交易、异地协作等方式实施，具有极强的隐蔽性。行为人多使用匿名账号、VPN等工具规避监管，犯罪链条涉及账号买卖、内容制作、传播推广等多个环节，上下游人员互不相识，难以追溯源头。同时，电子证据易被篡改、删除，且跨平台、跨区域取证需要多个部门协作，流程繁琐、成本高昂，导致部分案件因证据不足无法定罪追责，也使得“法不责众”的错误倾向难以彻底扭转。

（三）量刑标准不统一，处罚力度不均衡

当前，针对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的量刑标准缺乏统一规范，不同地区、不同案件的处罚力度差异较大。例如，同样是有偿删帖行为，有的案件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，有的案件仅处以罚金或缓刑；对于犯罪数额、情节严重程度的认定，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，如刷量数量、非法获利金额达到何种标准构成“情节严重”，各地认定不一。此外，对犯罪链条中组织者、参与者、普通刷手的责任划分不够清晰，导致处罚失衡，难以实现罚当其罪。

（四）平台监管缺位，源头治理不足

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“集散地”，对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控具有重要责任。但实践中，部分平台未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，对批量发布的虚假信息、刷量控评行为未及时发现和处置，甚至为追求流量默许此类行为存在。同时，平台在账号审核、算法推荐、电子证据留存等方面存在漏洞，难以有效遏制“网络水军”的滋生蔓延。此外，平台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，导致线索移交不及时，影响治理效率。

三、网络水军违法犯罪刑法治理的完善路径

（一）明确罪名适用规则，统一司法认定标准

结合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的类型特点，明确各类行为的罪名适用规则。对于造谣引流类行为，区分虚假信息的性质和危害，分别以诽谤罪、寻衅滋事罪、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；对于舆情敲诈类行为，统一以敲诈勒索罪定罪，若同时构成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，择一重罪处罚；对于刷量控评、有偿删帖类行为，明确其属于“违反国家规定”的非法经营行为，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，若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，从一重罪处罚。同时，由最高法、最高检出台司法解释，明确“虚假信息”“情节严重”等概念的界定标准，统一量刑尺度，规范司法实践。

（二）强化取证能力，完善追责机制

加强司法机关与网信、公安、通信等部门的协作，建立跨区域、跨平台取证协作机制，简化取证流程，提高取证效率。强化电子证据的固定、保全和鉴定能力，规范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，破解证据篡改、灭失的难题。明确犯罪链条中不同主体的责任，对组织者、主要获利者、积极参与者依法从重处罚，对普通刷手根据其参与程度、获利情况从轻或减轻处罚，彻底扭转“法不责众”的倾向。同时，激活公诉功能，完善被害人协助取证机制，降低被害人维权成本。

（三）压实平台主体责任，强化源头防控

明确网络平台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，要求平台加强账号审核，规范账号注册、使用流程，打击虚假账号、僵尸账号；优化算法推荐机制，遏制虚假信息、恶意评论的传播；建立“网络水军”行为监测机制，及时发现和处置刷量控评、造谣引流等行为。对未履行监管义务，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平台，依法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。同时，推动平台与司法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移交违法犯罪线索，形成治理合力。

（四）完善配套机制，构建多元共治格局

加强行刑衔接，对尚不构成犯罪的“网络水军”违法行为，由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，形成“刑事处罚+行政处罚”的双重惩戒体系。加大宣传力度，普及相关法律知识，引导公众自觉抵制“网络水军”行为，提升网络素养。借鉴“净网2024”专项行动经验，持续开展专项打击，挤压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空间。此外，建议出台专门司法解释，明确“网络水军”犯罪的罪名、入罪标准和责任划分，完善治理体系，推动形成司法、行政、平台、公众协同共治的网络空间治理格局。

四、结论

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行为的类型化梳理，为刑法治理提供了明确的靶向，而当前刑法治理中存在的罪名适用争议、取证困难、量刑不均、平台缺位等问题，制约了治理效能的发挥。面对“网络水军”犯罪链条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趋势，需要通过明确罪名适用规则、强化取证追责、压实平台责任、完善配套机制，构建科学有效的刑法治理体系。唯有精准打击、源头防控、多元共治，才能有效遏制“网络水军”违法犯罪活动，净化网络空间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。（山阳检察）

编辑：许沥心

责编：马 宁

审核：姚启明